枪炮、病菌与钢铁

1972 年 7 月，本书作者在新几内亚研究鸟类的演化。在海滩漫步时偶遇岛上著名的政治家耶利，好奇心旺盛的耶利向作者请教道：“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正像耶利所体会的那样，这是一个虽然简单但却切中要害的问题。25 年后作者撰写出这本书就是试图对耶利的问题作出回答。

事实上，是贯穿中国和地中海的那个纬度的欧亚大陆以及北非诞生了最初的文明，并且通过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最终征服了世界其他地区以及当地土著而不是相反。

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事实上这种速度上的差异构成了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也是这本书的主题。

作者认为：各大陆民族长期历史之间的显著差异，不是由于这些民族本身的天生差异，而是由于他们环境的差异。

作者说到：各大陆的环境有无数的不同特点，正是这些不同的特点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其中有 4 组差异是最重要的。

第一组差异是各大陆在可以用作驯化的起始物种的野生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这是因为，粮食生产之所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于它能积累剩余粮食以养活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专门人材，同时也在于它能形成众多的人口，从而甚至在发展出任何技术和政治优势之前，仅仅凭借人多就可以拥有军事上的优势。

但大多数野生的动植物品种证明是不适于驯化的：粮食生产的基础一直是比较少的几种牲畜和作物。原来，各大陆在可以用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的数量方面差异很大，因为各大陆的面积不同，而且在更新世晚期大型哺乳动物灭绝的情况也不同。大型哺乳动物灭绝的情况，在澳大利亚和美洲要比在欧亚大陆或非洲严重得多。

第二组因素就是那些影响传播和迁移速度的因素．而这种速度在大陆与大陆之间差异很大。在欧亚大陆速度最快，这是由于它的东西向的主轴线和它的相对而言不太大的生态与地理障碍。对于作物和牲畜的传播来说，这个道理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这种传播大大依赖于气候因素也就是大大依赖于纬度。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技术的发明，如果不用对特定环境加以改变就能使这些发明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的话。传播的速度在非洲就比较缓慢了，而在美洲就尤其缓慢，这是由于这两个大陆的南北向的主轴线和地理与生态障碍。在传统的新几内亚．这种传播也很困难，因为那里崎岖的地形和高山漫长的主脉妨碍了政治和语言统一的任何重大进展。

第三组影响大陆之间传播的因素。大陆与大陆之间传播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因为某些大陆比另一些大陆更为孤立。在过去的 6000 年中，传播最容易的是从欧亚大陆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非洲大部分牲畜就是通过这种传播得到的。但东西两半球之间的传播，则没有对美洲的复杂社会作出过任何贡献，这些社会在低纬度与欧亚大防隔着宽阔的海洋，而在高纬度又在地形和适合狩猎采集生活的气候方面与欧亚大陆相去甚远。对于原始的澳大利亚来说，由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一道道水上障碍把它同欧亚大陆隔开，欧亚大陆对它的唯一的得到证明的贡献就是澳洲野狗。

第四组也是最后一组因素是各大陆之间在面积和人口总数方面的差异。更大的面积或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潜在的发明者，更多的互相竞争的社会，更多的可以采用的发明创造——以及更大的采用和保有发明创造的压力，因为任何社会如果不这样做就往往会被竞争的对手所淘汰。

如果陡然看上述的四条总结因素，读者会觉得有点莫名奇妙，多么苍白而又勉强的总结，有人甚至会认为作者是在凭空的臆想。这明明就是一个加强的环境决定论，新瓶装旧酒，没有新意。

不过在这里我要为贾雷德·戴蒙德老爷子伸张正义，他没有白日说大话。这四条总结是老爷子经过大量的考古事实和回溯试验法的推理总结得来的。洋洋洒洒写了四百多页，大胆猜测，小心求证，并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精挑细选出这四点主要因素。而且老爷子对一些地区长期范围内进行比较所产生的真知灼见，让我收益匪浅。我对人类发展史的认知一下子从 2000 年扩展到 10 万年，从中国扩展到全世界。虽然书中有不少事实是老爷子自圆其说，比如老爷子讲到斑马、蹬羚等野生动物之所以没有被非洲人驯化是因为它们比较凶猛，但狼被驯化为狗，狼难道不凶猛吗？但是这些小小细节并不影响本书逻辑上的完整性。也无法撼动它在研究人类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

拿奥维德《变形记》里的话来说：“吾诗已成。无论大神的震怒，还是山崩地裂，都不能把它化为无形！”

而且作者也提到环境不是影响人类发展的唯一因素。如果没有人类的创造性，我们今天可能全都仍然在用石器切肉，茹毛饮血，就像 100 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所做的那样。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类自身的创造力。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地理环境对史前人类的重大影响。莫里斯教授也说过：“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差异。

这篇文章不会像作者那样巨细无遗地写出各个大陆的发展史、也不会一一列举各个文明对动植物的驯化过程。不是我不想这样做，只是现在水平不够，有兴趣可以直接阅读本书，老爷子写的够清楚了，有些地方虽然略显冗余，但实着干货多多。

我想做的是捋清作者对这个问题给出的一般性解释，并且分享我读完本书的一些感悟。

文中提出的一些历史事实另我印象深刻。例如北美的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 2000 万左右，但在哥伦布来之后的一两个世纪，人数锐减到 100 万左右，人口减少了 95%。是欧洲殖民者没有人性进行这种种族屠杀吗？还真错怪他们了，奈他们也杀不了这么多。事实上，远远走在他们枪炮前面的是他们身上携带的病菌，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斑疹伤寒、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肺结核和黄热病。这些流行疾病在整个美洲肆掠，夺取了无数印第安人的生命。可以考证的例子是在 1837 年，具有北美大平原最精致的文化之一的曼丹族印第安部落，从一艘自圣路易沿密苏里河逆流而上的轮船上感染了天花。一个曼丹人村庄里的人口在几个星期之内就从 2000 人急剧减少便到不足 40 人。

读者不经要问：为什么是欧洲人把流行疾病带到美洲而不是相反？作者给出的解释是由于欧亚大陆驯化了大量的哺乳动物，而病毒正是从这些动物身上传染到人的（麻疹 ~牛；肺结核~牛；天花 ~ 牛；流行性感冒~猪和鸭；百日咳~猪、狗；恶性疟疾~鸡和鸭），人和这些哺乳动物的长期密切接触，使欧洲人产生了抗体，从而不会使他们灭绝。而美洲等地由于没有大量可驯化的哺乳动物，仅有美洲驼等，而且与人接触不密切，人没有产生抵御这些疾病的抗体。因此一旦欧洲人把这些病菌带到美洲，就引起了印第安人的大量死亡。

其实美洲曾经也有过大型哺乳动物，例如猛犸象、剑齿虎、地懒、石山羊。但是它们在史前人类到来美洲时没有形成对人类的适应能力而遭到大量猎杀，最后灭绝。相形之下，倒是非洲和欧亚太陆的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活到了现代，因为它们已和原人一起共同进化了几万年或几百万年。由于我们祖先开始时并不高明的狩猎技巧提高得很慢，它们就有了充裕的时间来逐步形成对人类的恐惧。

这告诉我们一定要注重生态保护，如果史前印第安人注重生态环境，积极保护濒危灭绝动物，恐怕今天的世界格局会大不相同。

有些时候，地球上的某些地方往往会成为完美的小规模人类实验的自然场所，折射出人类未来的发展走向。新西兰就是一例。在新西兰以东 500 英里处的查塔姆群岛上，莫里奥里人的长达几个世纪的独立，于 1835 年在一片腥风血雨中宣告结束。那一年的 11 月 19 日，500 个毛利人带着枪支、棍棒和斧头，乘坐一艘船来到了。一群群毛利人走过莫里奥里人的一个个定居点，宣布说莫里奥里人现在是他们的奴隶，在以后的几天中，他们杀死了数以百计反抗的莫里奥里人，把他们的许多尸体煮来吃，并把其余所有的人变为奴隶，在其后的几年中又把其中大多数人随心所欲地杀死。要知道这两个群体是在不到 1000 年前从同一个老祖宗那里分化出来的，他们都是波利尼西亚人的后代。

毛利人没有因为与莫里奥里人是同一个祖宗而心存怜悯。他们看到莫里奥里人的土地肥沃，女人们也很丰腴，可以带回家生猴子，男人们的武器很原始，他们就来征服，谁反抗就弄死谁。我来了，我杀戮，我征服。残暴、血腥而又现实，活生生的达尔文社会主义。

不得不提的是这个事件发生在不到两百年前，那个时代这样的征服是如此普遍以至于这个事件根本算不上特别。可能我们早已对当代的社会秩序习以为常，认为现在的和平、自由、民主是理所应当。但事实远非我们所想的那样，号称自由与民主国度的美国也仅仅是 100 年前才获得女性投票权。我们早已习惯了这个时代对我们亲切的呵护，认为民主是社会前进的第一推动力，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嗤之以鼻，认为那是野蛮人对自己行为的强行解释，不值一提。但是，从野蛮到文明，有明确的分界线吗？人类才半只脚跨进现代文明社会，甚至社会上还有浓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气息。民主到底是普通民众的真福利，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质下的一层遮羞布，不同的人自然有不一样的见解。

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欧亚大陆范围内，为什么是欧洲社会，即在美洲和澳大利亚殖民的那些社会，而不是中国社会，在技术上领先，并在现代世界上占据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地位?

作者在书中在书中是这样说的：“中国在地理上的四通八达最后却成了一个不利条件，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了。相比之下，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的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样做的，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去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欧洲的地理障碍足以妨碍政治上的统一，但还不足以使技术和思想的传播停止下来。欧洲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专制君王能够像在中国那样切断整个欧洲的创造源泉。这些比较表明，地理上的四通八达对技术的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因此，从长远来看，在地理便利程度不太高也不太低而是中等适度的地区，技术可能发展得最快。”

这是一个从地理决定论得到的解释。这一次，我并不赞同老爷子的观点。近代西方的崛起可能是当时的一些偶然原因带来的结果，不是由地理环境而产生的必然逻辑。就像混沌理论，一些微小的差异最终也会导致结果的千差万别，使历史趋向于不可预测。哪怕两个地理环境完全一样的欧洲，也会因为一些细小原因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且这种结果一旦确定，便很难打破。

就像现代标准打字键盘的确立，也是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具体原因，原因之一是在 1888 年的一次广为宣传的打字比赛中使用标准键盘的参赛选手击败了其它使用非标准键盘的参赛选手。这并不能说明标准键盘排列更加科学，只能说那位选手手速更快，状态更好。就是因为这些细枝末节的原因，更为科学高效的键盘竟然被历史淘汰了，并且标准键盘一直延续到根本不需要金属棒带动的现代计算机键盘上。

就像放在希特勒会议桌下的公文包里的那颗定时炸弹炸伤。如果公文包放得稍稍靠近希特勒的坐椅，他也许就被炸死了。如果希特勒真的被炸死，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当时结束了，那么现代的东欧地图和冷战进程可能就大为改观了。

就像我的高考分数，如果再多一分，我就会在不同的城市上学，遇到一批完全不一样的同学，会有不一样的经历和感受，我也会走向不一样的人生道路。我还是那个我，但已经是和现在不一样的我。

可能是蒙古人征战欧洲时使用了鼠疫生化武器，引发了 14 世纪欧洲黑死病的流行，2000 万人口死于非命，使得原本森严的宗教制度变得支离破碎，导致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最终为欧洲的崛起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可能是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与世界脱节，导致现代中国的落后。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实在太多，任一万句话也说不清楚。但不能否认的是人在其中的作用。

这不禁让我想问这样的问题：“个人对历史的作用有多大？事实上，这是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问题。除非让世界倒流，让我们杀掉几个伟人，再看看历史将怎么走。

有可能那些大人物筑起的堤坝和挖出的河道真的决定了历史的走向。也有可能哪些大人物们不过是在历史长河中游泳的运动员，他们创造了世界纪录，赢得了喝彩和名誉，并因此名垂青史，但与长河的流向无关。

我更相信前一种解释。